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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自杀:共同努力,更近一步
2020年09月10日 心理危机 ⁄ 共 3916字 评论关闭

每年的9月10日是“世界预防自杀日(World Suicide Prevention Day)”,这是由创建于奥地利的国际预防自杀协会和世界卫生组织从2003年开始设立的。

自杀事件与我们的生活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密切相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近年全球每年有超过80万人的自杀记录,每1例自杀事件背后约有25例自杀未遂,而这些数字还有可能因为自杀的污名化,各国登记系统的缺失等原因被低估。自杀事件也对家人、朋友、社会等引发不可估量的丧失和影响。联合国在2016年发布的2015-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中唯一一项与精神卫生相关的量化目标是使各国平均自杀率降低三分之一。不容乐观的是,根据现有数据,全球194个国家在2030年都无法达成这个目标。

自杀是全球性的挑战,也是我国精神卫生工作的严峻挑战。值得欣慰的是,我国近二十年来的自杀率有了显著降低。但根据全球疾病负担的估计,2017年我国仍有12.8万人自杀,占我国总死亡数的1.23%(同期自杀占全球总死亡数1.4%)。其中约有7万7千名男性自杀死亡(死亡率十万分之10.67),占1.27%男性总死亡率;约5万名女性自杀死亡(死亡率十万分之7.49),占1.17%女性总死亡率。在全年龄层的男性和女性死亡率中,自杀是第十致死因素。在10-24岁人口中,自杀占据7.63%的死亡率,是第四致死因素;在15-49岁人口中,自杀占据5.15%的死亡率,是此年龄段男性的第五致死因素和女性的第四致死因素。

一、自杀危险因素

自杀是遗传、心理、社会和文化等多种危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时也与创伤和丧失有关。在西方国家的研究中,自杀者中大部分都饱受精神疾病折磨,其中抑郁,物质滥用,和精神错乱是最相关的风险因素;焦虑,人格障碍,进食障碍,创伤相关障碍和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也比普通人群有更大非自然死亡风险。与西方主流的研究结果不同的是,在我国与其他一些低中收入国家,30%的自杀死亡和50%的自杀未遂都与当下精神障碍没有关系。与我国自杀问题更加相关的,或是公共卫生健康方面的措施。

了解我国自杀问题的独特因素和方式是进行自杀干预的重要前提。费立鹏等在2002年报告中国是唯数不多的报告女性自杀死亡率高于男性的国家,尤其农村年轻女性的高自杀死亡率是一个特别的因素。造成这个因素的原因可能有:1、农村女性社会地位低,且可能遭受多种形式的家庭暴力;2、我国没有宗教或法律强烈反对自杀自伤的行为,一些患有严重精神障碍或慢性病的人考虑用自杀来减轻家庭经济和精神负担;3、现场即刻冲突也可能促使一些没有精神疾病的个体冲动自杀。农药,杀虫剂等在农村家庭是方便获取的,农村地区的医疗条件不利于对于服用农药自杀的治疗。随后的数据(2002-2015)显示,我国整体自杀率有显著下降,尤其是女性自杀率,在2006年中国男性自杀率首次超过女性并一直持续。学者认为造成我国自杀率下降的最大可能原因是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让大部分居民远离了服农药自杀的这一方式,其它的可能原因有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二、自杀预防手段

限制自杀途径的可及性是有循证依据的自杀干预手段。各国各地不同的危险因素造就自杀干预的复杂性:医疗途径,自伤途径,灾难或冲突,缺少社会支持,或精神障碍。在农业为主的国家限制农药的取用,与在枪支使用合法地区限制拥有枪支可能有异曲同工的作用。类似的其它方式还有减少家用煤气的使用、减少汽车一氧化碳的排放、减小止痛剂的包装、在自杀常发地安装护栏、限制易中毒药物的处方等。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各国发展自己的地方性和国家性自杀预防计划,这些计划需要各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教育,农业,公共安全,福利,健康等)通力合作以达到减少自杀的目的。

在自杀预防的路上,我国也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我国对于自杀未遂者的特征了解的不多。曾有过自杀未遂是自杀死亡的最重要危险因素。因此,发展自杀未遂的监测系统并针对这一高危人群预防其重复自杀是降低全球自杀死亡率的重中之重,也是在精神卫生资源匮乏地区有效干预自杀的已知手段。疾控中心和医院急诊(处理自杀伤害的部门)建立自杀伤害登记数据库并因时因地掌握自杀未遂的行为特征将对预防自杀有重要意义。在面对新冠病毒的疫情期间,这样的监测系统将对以自杀伤害为中心的一系列公共卫生问题有长远帮助。

三、自杀预警信号

自杀的个案是相对不可预测的。美国自杀协会关于自杀预警信号:1、威胁要自杀或自伤,或者谈论想要自杀自伤;2、寻找自杀的方法:找武器,药品或其它;3、不正常的谈论或者写作关于死亡,濒死或自杀的东西。临床专家评估个人自杀风险一般使用一个从“无风险”、“低风险”、“中风险”到“高风险”,并且“高风险”是否为需要即时干预的“即刻风险”。但是,对这些层次的标准和操作定义很难把握,且临床专家的经验和专业水平对自杀风险的评估并无显著帮助。外国学者检验了自杀危险测评的时机和危险程度的关系,发现其中并无关联,即试图自杀者在自己计划自杀的早期或中晚期阶段,与临床人员谈论自杀并无区别。学者因此建议及早对高危人群进行自杀评估访谈,以争取干预时间。更有研究表明,精神健康工作者表达同理心,使用直接易懂的语言,并且解释自杀风险评估的合理性,会增进与被评估者之间的信任,从而得到更多袒露的自杀相关征兆。精神健康工作者可能可以从短期的培训中习得这些技能。

面对复杂的自杀问题,我们在多种层面试图寻找各种途径达到预防自杀的目的。但预防自杀并不是精神卫生系统或公共安全系统可以完全掌控的。自杀预防需要很多机构和个体的共同努力。有时预防自杀也不是那么复杂。一句关爱,一个鼓励,一个微笑,有时只需要更近一步,可能是鼓励自杀者求助的第一步,是避免一个自杀悲剧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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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http://www.crisis.org.cn/News/News?newsid=6b8e9ef3cb9a46789b709abdc111a2b0

[8]https://suicidology.org/resources/warning-signs/

[9]https://www.who.int/gho/mortality_burden_disease/en/

[10]Wu KC, Chen YY, Yip PS. Suicide methods in Asia: implications in suicide prevention.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12;9(4):1135-1158. doi:10.3390/ijerph9041135

[11]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ractice manual for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surveillance systems for suicide attempts and selfharm.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6.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    苏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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